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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迟不来，同人们先谈起了前不久七教授联名发表的那份《争自由的宣言》。胡适、蒋梦麟等教授呼吁新一届政府取消限制自由的一切条例，恢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发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据说曹锟看了《晨报》非常恼火，大骂了一通蔡元培和北大的新派教授。

蔡元培见周作人闷闷不乐，便想起刚刚失败的那场“新村”运动。先是工读互助团生产的袜子、手套等卖不出去，几乎全部亏本。后来又人心不齐，很快散伙而胡适又公开发表演讲指责他们，说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是想跳出社会去寻找一种超然的理想生活，实在是一种荒唐的书生之见。

为了宽慰周作人，蔡元培谈起了刚在北大开课的鲁迅和他深受学生欢迎的小说史课。

他不解地问大家：“豫才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听说预备钟还没敲响，教室里早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廊，甚至坐在窗台上，而且还有不少别系、外校的青年从老远赶来听。”

是呀，胡适作为名教授，也扪心自问地感叹了一声。他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袍。臂弯和衣领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钉，皮鞋的四周也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低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他讲话的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他的表情是那么宁静，即使他的话激起了满堂的笑声，那苍白的脸也始终不会露出一丝微笑。但只要他一打开黑底红色的条纹布包，一开始讲课，教室里就会发出一种沙沙的细响，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的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

“是呀，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胡适终于自言自语地问出了声。

蒋梦麟深思熟虑地说：“在这专制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的中心。树人先生讲课的特点，就在于他突破了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让人处处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批判的锋芒。”

正在这时，李石曾气喘吁吁地来了，手里还拿着份《时事新报》。

他神色有点慌张地将报纸递给蔡元培，说：“你先看看，千万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避免摩擦。”

蔡元培匆匆一阅，脸色有点愠怒。见众人不解，便将报纸递给了蒋梦麟。蒋梦麟终于轻声念了起来，教授们听得大惊失色。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

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

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张作霖曰：“可不是。”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阁员以他语

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所言多在可解可不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

失色者也。

李石曾担心地说：“这两个军阀不比段祺瑞，一个出身布贩子，一个是马贼，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我想去运动政府，为缓和摩擦起见，派蔡先生出国考察大学教育，先避一下再说。”

蔡元培突然赌气地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

“我不走！再说对付反动军阀，避也不是个办法。”

蒋梦麟想起孙中山“率领三千学子，助我革命”的嘱托，终于目光炯炯地对李大钊说：

“看来在中国，非发动一场革命不可”

胡适是消息灵通之士，他沉思片刻，权衡利弊后说：“蔡先生还是避一下为好，现在曹、张二人正和徐世昌讨价还价，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一千多万的军费。徐世昌想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俩早日离京，可二位偏偏不走，还想让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我想他们折腾一阵子后迟早要走。对付这帮丘八大帅，犯不着动真。”

众教授一致同意，便委托李石曾去疏通关节。他带着李平原背出李鸿章的名头，找了一些北洋旧僚说情。徐世昌也想息事宁人，巴不得蔡元培不在眼皮底下。范源廉又重新出任了教育总长，所以很快就批准凑巧罗文干等人也要赴欧洲考察司法，正好结伴而行。

临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