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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声说道:
“自改成同仁刊物后,我们向国粹派发起了全方位的进击。四月以来,树人兄接连给‘随感录’写了几篇杂文。他见适之写了《贞操问题》,觉得还不过瘾,马上送来了《我之节烈观》相呼应。也许他从旧营垒中走来,情形看得格外真切。也许他已绝望于那腐朽的一切,下笔起来就异常地勇猛和机警。尤其对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攻击起来真是丝毫不留情面哟。你们且看他如何比喻国粹?他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哈!他的深刻,令我都有点儿胆颤呢。”
钱玄同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他的性格,他是想做改造国民性的独立战士,而不是盲目追随的喽罗。他的文风既有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人小品的精练泼辣,还有太炎先生论辩时那种带点霸气的激烈。现在鲁迅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适之是提倡建设的,《新青年》同人中要冒出一位大作家”
胡适会意地一笑,至少是现在,他对这位鲁迅先生的文风也很佩服。他觉得对方悲愤的目光里还饱含着一种人道的哀矜,投向众多旧时代的牺牲品,投向妇女和儿童,渴望着能在将来看到血的蒸气,听到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也许大家过多地谈到了周树人,周作人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温和地坐着侧耳静听,远处隐隐飘来了一缕梵音。
胡适终于把话题引向了下一步的打算,也许快要轮到他编稿了,他关切地问周作人:
“听说树人兄又在酝酿新小说唉!我这人是翻译有功,创作无力。就在六月号上,我们总算搞了个‘易卜生专号’,还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我打算在编十月的五卷四号时,集中发表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已约了傅斯年、欧阳予倩,还有一位据说是林琴南弟子的张厚载写稿。提倡个性解放和多写‘社会问题剧’,给暮气的国剧灌些西方的‘少年血性汤’。”
刘半农一听到林琴南的名字,就开始警觉起来。还有那位“黄门侍郎”傅斯年,也令他不快。最近黄侃和刘师培,都不同程度地在课堂上嘲讽过他的浅薄。他不满地提醒胡适:
“你别以为有人捧你就大包大揽起来,当心有细作混进来探底哟。”
沈尹默一直顾自己低着头,后来推托眼睛发痛,独自去树荫下散步他近来对胡适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不顺眼起来,觉得仲甫和他进校后,自己似乎一下子被贬了下去。
在一块铺满绿茵的草坪上,傅斯年正在为即将成立的北大第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开筹备会议。草地上挤满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几乎囊括了许多后来中国政坛和学界的名流。几天的自由相处,正好从容地商谈各种细节和具体计划。傅斯年一心想请胡适做顾问,但一见陈独秀那种正襟危坐的严肃劲,又不敢轻易过来邀请胡适去作指导。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一天上午,红楼门前出现了一位高大而秀气的布衣青年。他一路风尘地从湘江边走来,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带着那种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和怯生感,闯进了京城。他终于惊讶地抬起头,打量起这座中西合壁的大楼,觉得这是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庞大的新建筑。他有点紧张地从蓝布衫里摸出那封推荐信,发现手心里满是冷汗。那些高楼里的老爷和学者们,真会恩赐给他~份谋生的差事
他终于敲响了一楼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门开了,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他就是李大钊,目光炯炯,气息饱满的方脸上蓄着一对浓黑的八字胡。
进屋寒暄几句,李大钊便问起来意,年轻人慌忙递上恩师杨昌济的信。杨昌济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应蔡元培的邀请,已于今年六月举家迁居北京,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趁李大钊读信之机,年轻人贪婪地注视起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人物。还在两年前,他就从《新青年》里拜读了那篇激情澎湃的《青春》。当时就和好友蔡和森、罗章龙面对岳麓山发下誓言:
“是的,我们要立一理想,背黑暗而向光明。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此理想!”
李大钊从信中得知他叫毛泽东,是读了五年半师范的高材生。这次来京专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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