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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的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又不是等闲之辈，也巧妙地说：

“保释一节，决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