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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虹桥书吧。

第10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4）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