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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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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6）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与“出征”、“南迁”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就是调动边防军来保卫北京，是不是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呢？也未必。

朱由检长期以来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上，举棋不定，直到最后关头，才意识到不“安内”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胜过爱新觉罗。于是决定，把驻扎在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他向大臣们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内阁、六部大臣意识到问题颇为棘手，征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要承担国土沦丧的责任，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一事当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名节，故意推诿不决。

正月二十一日，朱由检正式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强调说明，征调吴三桂兵马是值得期待的战略步骤。他严厉地批评大臣们的消极态度：采取此等重大军机措施，原本应该由先生们作出决断，承担责任，不可以推诿误事。在皇帝的紧逼之下，内阁首辅不得不表态，他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号，反对征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也表示反对，身为军事首长，他怕承担丢失辽东国土的责任，把皮球踢还给皇帝，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吴三桂要不要征调，取决于宁远要不要放弃。请皇帝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征调吴三桂。

既然大臣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朱由检只得亲自作出决定：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内阁仍然不愿意发出正式公文征调吴三桂，犹豫拖延。朱由检再次催促，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