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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2）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这个所谓“流氛震惊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官员们纷纷检讨朝政腐败，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检如丧考妣，身穿素色布袍，亲自前往祖庙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几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他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风波逐渐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朱由检下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皇帝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正如《明史·卢象升传》所说，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此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用“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亲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几天之内接连呈上奏疏，陈述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等，显示了这位学识超群的兵部尚书与众不同的见识。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3）

首先，他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

第一，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第二，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

第三，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是他的施政纲领，以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