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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守孝。他还顺带批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这一招，明眼人一看便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剥夺“阉党”骨干分子的权力，同时窥测皇帝对于“阉党”的态度。朱由检并没有上当，他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谴责杨所修“率意轻诋”。

崔呈秀、李养德毕竟心虚，陆续请求辞官，周应秋则请求罢官，朱由检一概不同意，下达谕旨，对他们好言相劝，表示安慰与挽留。

皇帝的这种态度，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他请人代写了奏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朱由检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当然明白，其目的是由此窥测对他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朱由检谨慎地批示了一句话：各地要建而未建的生祠，一概停止。措辞十分微妙，只是宣布停止，没有对此定性，似乎对魏忠贤生祠事件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使得魏忠贤的试探落空。

“阉党”分子看到皇帝态度暧昧，继续玩弄天启时期惯用的政治手腕，打击反对派。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在给皇帝的奏疏中，针对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反面文章，指责杨所修播弄是非，显然是“东林余孽”企图“因事生风”。因此请求皇上命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在京城的“东林余孽”，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钳制舆论。他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水搅浑，用门户之争来掩饰“阉党”专政的真相。

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如何处理是颇为棘手的，既不能表示同意，又不能表示反对。朱由检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朕刚刚登极，需要和士大夫一起缔造太平盛世，不许捕风捉影，蔓生枝节。对此谈迁在《国榷》中有精彩的评论，称赞朱由检在不同意严查“东林余孽”，钳制舆论的同时，对“阉党”分子表示“薄示优容”之意，让他们“自以为得计”。

所谓“薄示优容”，显得颇为微妙，一面驳斥陈尔翼逮捕“东林余孽”的主张，另一方面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主持登极典礼的功劳，给他们的亲属在锦衣卫挂个清衔；几天之后，又乘皮岛（在朝鲜附近）捷报传来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以及兵部尚书崔呈秀，让“阉党”分子如沐春风，产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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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3）

但是，魏忠贤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为了化解危机，必须“丢车保帅”。“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心领神会，把兵部尚书崔呈秀作为替罪羊推到幕前。他扮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着力弹劾这个“阉党”骨干，力图把人们对于“阉党”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把官职的肥缺“议价”出卖，人称“悬秤卖官”（拿着秤按照分量出卖官职）。这个言官果然有一副铁嘴铜牙，耸人听闻地爆出独家新闻：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时，忽然听得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崔呈秀进去密谈，让在场的官僚惊诧莫名——天下大事难道只有崔呈秀一个人可以密谈吗？显然，此举意在突显崔呈秀的地位，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在奏疏的后面露出了马脚：杨维垣千方百计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他得到先帝的信任，那是因为“孜孜竭力，任劳任怨”的结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看穿崔呈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

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