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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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