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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