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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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