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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又说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从陶行知的这一番话中,感受得到这些从事乡村教育运动家们人格和追求的高尚所在。
二 乡村幼稚教育(3)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后,陶行知邀请赵叔愚担任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不久,陈鹤琴受邀担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兼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在陈鹤琴的参与、支持和指导下,由张宗麟具体负责,徐世壁等协助,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于1927年11月11日开学。幼稚园招收附近3岁至6岁幼儿,实行“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免费教育方针,不收任何学杂费。办园经费由陶行知多方筹集。在幼稚园的日程安排和作息时间上,强调根据农村的生活习惯和季节性强等特点,实行全日制,尽可能办“整天整年的幼稚园”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8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因为家母之爱蜜桃,就联想到天下的像蜜桃的小孩,立刻决定要使全国各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儿童造福,并立志要在这一年之内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成立。”《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7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原晓庄师范学生操震球回忆:晓庄学校开办,陈老经常到校。1927年开办晓庄第二院,陈老担任二院院长,介绍徐世壁女士任教并设立梅花村幼稚园,徐任辅导员。陈老常去指导并在犁宫礼堂前的操场上教学生(主要是男生)使用猎枪在劳山上打猎,采取生物标本。
陶先生在上海劳勃生路创设劳工幼稚园,陈先生不断去指导……继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之后,又成立了晓庄幼稚园,按陶行知的设想,要在三年内开办10所中心小学和10所幼稚园。陶行知曾说过:“幼稚师范院所需经费不甚多。此事系促成于鹤琴先生。我们为吸收幼稚园人才起见,不得不一鼓气地把它办成。幼稚园的建筑费,系前省长陈陶遗先生拨的,地点系以燕子矶请,故本校即不在燕子矶办第二院,该处幼稚园也须成立。”陶行知立志要改变当时中国幼稚教育所存在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他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一年后,燕子矶幼稚园由十多人发展到三十余人,晓庄幼稚园有十多人,但报考幼稚师范院的人数却很少,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我现在要奉告从事妇女运动的太太小姐说:‘乡村妇女占全国妇女百分之八十五。世界上最需要你们帮助的便是这些人。你们最能帮助他们的方法便是做幼稚园教师,代她们教小孩子便可进一步去做她们的朋友和导师。二千六百万乡村幼儿在那儿呼喊,可听见没有?八千五百万乡村妇女在那儿用手相招,可看见了没有?我们这里并不像你们心里想的那样苦,为何不来试他一试?’”②《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期待更多人加入乡村幼稚教育的事业中,他以热情和真诚向人们宣示:“我今天要代表乡村儿童向全国乡村小学教师及师范生上一个总请愿: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②
陶行知和陈鹤琴等在燕子矶中心幼稚园将解决师资问题作为实验的重点,试图找寻培养师资的合理途径。他们在该园采用“徒弟制”的方法,由中心幼稚园培养的“徒弟”作为乡村幼稚园的师资,教学做合一,不用更多花费。照此方法,也可通过办乡村夫妻学校的方法实现普及教育的目的,即由小学教师办乡村小学,其妻子办幼稚园。陶行知的目标是,要使全国各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此,陶行知成立了幼稚园指导部,专门负责指导幼稚园计划,组织师生和幼稚园实施教学做活动。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设想和计划极为赞成,他一方面予以全力支持、配合,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有两位来自贵州的第二院学生孙铭勋、戴自俺,他们在考学之初,向陶行知请教男士能否从事幼稚教育,他们有些犹疑。陈鹤琴正巧也在场,陶行知对他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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