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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先前也缺少真正的成规模的工商业，市井小民是主体，结果俚俗成为长沙方言的特点。这对长沙的作家也就成了不大不小的尴尬。我注意过，长沙的作家普遍都很认真对待自己的方言，所有南方的作家都得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方言，这事实上是个他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他们没有北方方言天然的优势。有的试图彻底摒弃长沙话，但他们写出来的的普通话里不时会露出长沙的马脚，生硬得很，让人突生疑惑，对语言的节奏更是只起破坏的效果。还有些人干脆按“山药蛋”的搞法，完全搬方言，然而有些长沙话，讲起来本地人听得兴味盎然，写出来却是连合适的字都寻不到，只有音，字形很难确定，我多次看到一大堆人为某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这种写法用长沙话讲就是霸蛮，虽然地道，但连本地人都不大认同。立伟也是用长沙方言写作的。我们可以在《亲爱的日子》里看到一些只有长沙人才爱用的词和只有长沙人才爱用的句法。他把长沙方言用得很好，很自然。比如“星星”被他写成“星子”，长沙人喊星星是星子，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当这个星子被用在合适的时候和地方，忽然，长沙话就脱俗了，星子这个词原来还可以如此地放射着天真，生动，尤其是优雅。立伟把长沙话讲得雅，这很不容易。原因我想来想去大概不外两个。一是他书底子好，记忆力惊人，装了一肚子唐诗宋词。我们平日到外面玩，眼前随处景物，立伟通常张口就能背出对应的恰如其分的诗句，这不是随便哪个做得到的。长沙话有入声，同古诗词也协和。这样的知识结构我想就是他语言功力的基础。二是，我更愿意相信他对方言的驾驭，其实不是一种有意的处理，我觉得多半还是因为他对语言的天生的敏感，天生，也就如有神助，是不必多讲的没有办法的事。在文学艺术上，对长沙方言的使用有建树的作家还有韩少功，他甚至有理论上的深入独到的研究。

立伟是个有趣的人。顽童一般好玩，幽默，走到哪里，即刻笑翻一片。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作品。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只要稍具会心的，打开《亲爱的日子》，从随便哪页读起，他的脸上一定就会浮起愉快的笑容，并且急于愿意把他的笑容传染给旁边的人。我们今天太需要这样的笑容了，因为我们周围不但增加了许多崭新的高楼大厦，同时还增加了更多的毫无趣味的人和事。有趣正在日益成为难得的奢侈。

以前不这样。至少以前的长沙不这样。《亲爱的日子》里立伟写了许多长沙的人和事，读者可以像读图一样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模样和气息。也有些篇目是写长沙以外的城市，但立伟的目光，依然是在与长沙对比着的，折射的还是根深蒂固的长沙。少年时代，我家和立伟家一样，住的是长沙的旧式院子，两家隔得不远。红砖的围墙低矮，沿墙脚一线爬着绿茵茵的青苔，青苔上永远挂得有透亮的细细的水珠，紫红的蚯蚓在泥土下慢慢蠕动……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极为要紧，哪怕细微如水珠如蚯蚓，或许都会对他的心智、情感，他的人生，产生长远的无法估量的作用。在谈论任何一个作家的时候，最好能找到他小时候向外眺望的那扇窗户。立伟家的院子里住过一个市领导，*中间自杀死了。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大杨树，夏天晚上，竹床用凉水抹过，摆到树下，躺上去通体凉快，杨树叶子相互挤挤挨挨，宛如沙沙细语，头上是好大一个天，遥望星空，无端地，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人就悄悄生出满心欢喜来。

这样的时刻大概不可能再有了吧。假若万一还有，我要面对无数树叶和辽阔星空，小声说：亲爱的日子。

同学少年

我念的大学是湖南师范学院，今叫湖南师范大学，正在五岳之一南岳七十二峰之最末一峰岳麓山下，云生雾起处，亦正藏匿了湖湘历史文化上诸多人事物事，且山下又有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门庭的楹联是八个大字：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气势上比岳麓山上云麓峰有更高的海拔。想当年湖湘子弟读书人，有怎样的胆魄同自豪，今人也不可越过。山上任何一处放眼出去，便是湘江河由南往北长流不息，所谓“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青春年华俨如一枝花，日日开在这样的江山胜景同厚重文化氛围里，于长长一生不无教益。人同自然人文的环境便是如此之呼应，相看两不厌，你入到它骨头，它入到你心里。

又有诸多同学，年华正好，意气相投，使日子在以后的岁月回忆中如一堆镍币闪闪发光。我以为大学的好有三个条件：一是生态环境要养心，二是师资力量要强大，三是同学里三人行要有我师。我母校的生态风光自不待说，中文系的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