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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