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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写材料向中央告他，就先下了手了……”

“监狱？你说的是什么监狱？”

“对了，我忘了说，在川陕苏区，张国焘就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把他抓起来了。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

“这不稀罕，”成仿吾插进来说，“廖承志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都是捆绑着行军的。因为廖承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讲到了川陕苏区的真实情况，张国焘就把他送到保卫局关起来了。”

毛泽东惊讶地“唔”了一声，又接着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曾中生关起来？”

“主要是因为小河口会议。”

“什么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是陕南城固县的一个村子。”

祁德林接着解释说，自从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就一直向西漫无目标地流动，部队走得苦极了。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商讨，也不在战士中解释，只是一味地向西走呀，走呀，不知道张国焘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从上到下，是一片埋怨声。有的说，我们一天到晚走，走，走，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鬼才知道！甚至有人偷偷地说，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吧！这时候，象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这些领导人，当然更为不满，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后来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这就是那个小河口会议。

“曾中生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不单发言了，还是头一个。”祁德林带着兴奋和自豪的口吻说，“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祁德林叙述说，随后，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都发了言。对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他在土改、肃反中的错误；他在第四次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长制作风。这种批评一下使唯我独尊的张国焘惊呆了，他涨红着脸、眯细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毛泽东听得入了神，眯细着眼问：“张国焘接受了这些意见吗？”

“张国焘这家伙真有一手。”祁德林撇撇嘴说，“他一看自己处境太孤立了，立刻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声称此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就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张主席还不错，真是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把大家的意见全接受了。而且立即有了改正。”说到这里，祁德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群众真太容易欺骗了，他们都相信了。刚才烧得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的心太善良了！”毛泽东慨叹道，“但是归根结底，欺骗群众是不行的。”

祁德林继续叙述道，不用说，曾中生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也相信了。在开辟川陕根据地的过程里，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中，他的伤腿还没有好，就拄着一根拐杖，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可是当根据地刚刚稳定了一点，张国焘觉得屁股坐稳了，脸就变了。实际上他一直对小河口会议怀恨在心，不过他滴水不漏。直到他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动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同志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就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一天还逮捕了徐以新。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