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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此三千华侨，均先后在本处司机训练所及运输人员训练所分组训练，毕业后皆分派在本处各运输队及厂站等担任驾驶或技工等工作。”①

当时机工由南洋回归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从新加坡乘船至越南西贡然后改乘火车至云南昆明，当时滇越铁路尚未中断；其二，滇缅公路抢筑通车后，一部分机工先乘船抵达缅甸仰光，再沿公路达昆明。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何机工要集中昆明？那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服务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总处，当时就驻昆明城东大绿水河，而该机构所设机工训练所亦设在昆明大西门外胜因寺昆明师专内，通过该训练所的军事训练，是每个归来的侨工所必须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民抗战随即爆发。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中原及沿海大片国土沦丧，首都南京很快失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1937年10月，为增强实力，加速运输美苏等国外援军需物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这一机构可称得上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重视，该处先后几位负责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首任主任曾养甫，继任为宋子良（宋子文之弟），最后一任为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因考虑利用香港口岸，西南运输总处最初设在广州；无奈战局急转直下，1938年9月总处移驻昆明，直到1942年，西南运输总处一直在昆明小东门内大绿水河租赁的房屋内办公。1938年9月至1942年初，特别是1940年6月滇越铁路停运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西南运输总处正是仰赖这条国际运输线——“抗战输血管”，才苦苦坚持了若干年。作为拥有3000余辆货运汽车的战时运输机构，西南运输总处负责输送的地域十分广大，东至沿海，西南达缅甸腊戍、仰光，南至越南同登，北入重庆、泸州。除公路运输，该处还利用广九、粤汉、滇越和仰光至腊戍间的国内外铁路，以及珠江、湘江、沅江、伊洛瓦底江等水运航线，构成庞大的联运网络。西南运输总处设有公路、水路、铁路三个运输组及运输研究、购料两个委员会，其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先后设有香港、河内、汉口、长沙、梧州、南宁、缅甸、昆明、贵阳、重庆等分处，衡阳、常德、柳州等支处。1938年秋，武汉沦陷，撤汉口分处而增设成都支处，南宁分处改为支处，缅甸分处改为仰光分处，增设新加坡、畹町分处，腊戍、八莫支处。1939年底香港分处因战局发展无实际存在意义而迁昆明与总处合并。

西运处是中国政府主要管理战时运输的大型国际运输机构，直辖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故而对机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实际上这种军事训练对机工将来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防空演习。现在还健在的一位老机工、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会长王亚六先生就曾经回忆道：遇敌机轰炸卧倒时胸部不能紧贴地面，否则就会因爆炸导致的地面强烈震动震坏心脏——这个知识就是通过训练所得到的。

军训之后，机工便被分派到各运输大队，正式投入抗战运输工作。他们主要分布在后方物资运输线上，包括滇缅公路　、川滇公路、滇黔公路（当时称京滇公路）。整个运输线实行分站运输，沿线设有若干站点，遮放、保山、下关、楚雄均设有分站，而昆明是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南侨机工的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因而有三分之二近二千余名机工没能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他们或因疾病、或因翻车、或遇敌机轰炸失去生命。档案中记载最早一位牺牲的机工名叫吴再春。1939年7月1日，一队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车辆满载盟军援华的物资，从边境小镇遮放出发，沿蜿蜒的公路向下关驶去。不多时，天上下起了大雨，车队在这段通车不足一年的道路上走走停停，400余公里的里程走了10日才赶到下关。车队卸货后便即刻回赶，13日返至永平时，一位名叫吴再春的机工，因连续几天的辛劳，加之恶劣气候的影响，突然感到周身不适，怀疑得了“寒热病”。继续往前赶了100多公里后，车队来到保山，此时，吴的病已转成痢疾。队友们将其送往西运处保山的医院。这段日子患病的人员很多，医院人满为患，吴再春不能住院治疗，只得在打了一针之后，随车队回遮放再行入院。不料，“十六日行至龙陵病势沉重，翌晨施救不及致告病故”。为纪念这位病逝于抗战运输线上的爱国侨胞，同时亦是对数千名回国服务的南洋机工们爱国热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