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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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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汉朝》第二章　大放逐（3）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