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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