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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称帝的，他主张宁愿让清帝宣统复辟。早在4年10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袁先命杨士琦代理，10月27日改命陆徵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徐原住在总统府内，10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牢骚特别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装聋装哑，不肯办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从前汉高祖因为儿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换太子，可是袁虽封了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强奸民意，他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袁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赵、陈、梁三人前面已陆续交代过他们的来历，至于朱启钤是贵州紫江人，交通系统三巨头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诒和周自齐），前清举人出身，和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戚谊，曾拜徐世昌为义父，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朱任蒙古开垦督办，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垦务。锡良继任东督后，朱奉调津浦路总办，民国元年任陆徵祥内阁的交通总长后转任内务总长。袁死后有八大祸首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济、薛大可。

八凶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3000元征文驳之，并以20元1000字的钜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被炸弹爆炸，后来更一连串被炸。

前面提到过袁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袁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示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何况日本便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客卿，有笼络之意，于是袁赏有贺长雄以唐人墨迹，有贺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劝他归化中国。天津日侨于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人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让位、支持和感化，总希望袁世凯化私为公，化家为国。到宋教仁遇刺后，才对袁绝望。国民党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乃决心讨袁，把从民国2年到5年的这一段时期，定名为讨袁战争。

早在民国2年7月，孙中山就发表《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

“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