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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作为催促帝制实现的团体。当时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本来，袁急欲称帝，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可是法律专家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联合请愿的目的，是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