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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作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住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