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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既有矛盾，又互错互动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诚心诚意者有之，诚惶诚恐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上当受骗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谀逢迎者有之。对这些现象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

五四运动以后，人文知识分子们围绕中国向那里去，中国的文化向那里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向那里去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反思，从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继续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对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一批判所表现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形而上学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页，今天我们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尽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战争决定一切”的破坏年代，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宣传社会的渐进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对革命不能不说是有益的补充，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理论著作对后人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认识中国的文化问题，认识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

恽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对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做过如下记述：“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专靠青年学生开会游行的办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国家危亡，要救国就要从重振文化入手，具体办法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研究问题”，即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输入学理”，乃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整理国故”，就是通过整理古代典籍，“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旧文化，　要反对盲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通过上述办法，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这套主张，其积极方面是继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他重视再造文明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正如一位专家指出：“文化力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　，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对社会政治变革起着前导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胡适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胡适的悲剧在于，当历史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时，他却想避开###，“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陈独秀语），这就使他扮演了“诵五经退贼兵”的悲剧角色，也把自己置于时而声言“不谈政治”，时而大谈政治的尴尬地位。胡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对活跃于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实际上变为“全盘西化”的主张。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