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页)

报》等长篇文章，宣传今日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其理由：中国“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治之”，“人无三代富”；“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也。……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竞也”，“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厂、工地都归国有，收入“分配极均”，这样容易失去竞争，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将有停顿的危险。二、“国家为一大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此等政府……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过大，把全国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来，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专权和权力滥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唯物的观点，回答了对暴力革命的看法，阐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等问题，特别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争论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会实践给予了回答。由于领导者认识的局限，再加上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使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争论的另一方改良派，由于坚持保皇立场，惧怕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落得个悲剧下场。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梁启超关于生产资料国有与竞争的看法，关于权力集中与权力可能滥用的看法，值得后人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直继续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还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让清末人的实业计划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说，使中国的工业化晚行了三十年”，并且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以少一番迟滞”。1942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对历史的翻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前赴后继地向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因此继洋务运动之后才有戊戌政变，跟着又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至抗日战争。“这一连串的运动正是一个接一个，一步紧一步的，向着‘中国的现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国’的目标前进。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正让‘清末人’的工作一贯发展下去，中国就会自由；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发抗战，只要和平地发展下去，中国就能自由一样”。胡绳认为，把工业建设作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开工厂、兴实业，而对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的改造一概不管，这是对历史、对现实任务何等地简单化啊！　。

历史的实践是对理论认识最权威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经历28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经历22年的武装斗争，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结束了军阀林立，人民饱尝战争灾难的动荡局面；结束了旧政权腐败无能，整个社会长久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结束了多数人在绝望中挣扎，全国“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新生的共和国，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阶层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这种变化，给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更是兴奋不已。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

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

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

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

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

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