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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经济与政治这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孤立地对待文化问题，必然找不到科学的解决方法；想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或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以至他们搞“乡村建设运动”，不得不到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未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儒学思想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古代尚有部分的现实性，在今天只能是说说而已。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1）

怎样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中间势力？有没有“中间路线”？怎样认识中间路线和对它的批判？过去的党史与革命史都把批判“中间路线”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新的党史几乎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修改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不仅仅把某些历史事实从书本上抹掉了事。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曾经是唤起民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力量。进入革命战争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投靠反动营垒的都是少数，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远离了历史斗争的旋涡，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知识分子边缘化”，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软弱性、摇摆性的表现，有人干脆痛斥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此等等。其实，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为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不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行动，和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品格。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此外，著名学者杨杏佛，著名报人邵飘萍、杜重远，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也都是这种斗争精神与高贵品格的代表。

对于革命战争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边缘化”这一历史现象，要作具体分析。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多数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为他们的理想国。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权，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丘八专治”，也反对国民党的“###”，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赞成暴力革命行为。这就使得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中，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状态”，被社会“边缘化”了，有人称这部分知识分子“多余的人”。

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并非永久地处于中间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知识分子渴望建设民主化、现代化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国民党政权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导致尖锐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极端腐败，更是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国民党的绝望推向对共产党的向往，“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　。比起这两位外国人的说法，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