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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方合理的意见。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大家行动起来，大家要一起行动，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另外也表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后来，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又从哲学高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理论总结。他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理论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学都具有“积极精神”，“是一种行动哲学”，然而它的弱点在于轻视理论，把真理的标准说成是主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近与区别，指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都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的积极精神”。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真理观的唯物与唯心；“行”要受客观规律限制还是为所欲为；“革命的哲学”还是“妥协主义”、“市侩哲学”。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的救国之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即太超越阶段了。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为当时主张在中国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他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短短几年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陈独秀指出：“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大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决议之法律，不能不说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争论，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作风上，与其他的“学说”、“主义”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这是面对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28年时间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几次犯大错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意理论的实践性，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的理论作风开端。早在中共建党前，陈独秀就提倡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反对空谈。他说：“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他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主张把具体经验与基本理论加以区别，着重学习基本理论。陈独秀说：“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又明确表示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还要看发展”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26年进一步提出“将理论活用到实际中去”　的口号，号召全党到实际中去学习：“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　。刚刚诞生不久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