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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外，死于吴大帅与孙传芳将军屠刀之下的还有好几百人。在上海，学生参加了武装起义，……有四百余名学生被蒋介石枪杀”　。

记述之三：

作者写道，“我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要从学生联合会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学生首先发动和组织了农民。然后，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管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我逗留武汉的整个期间，直到农会遭到镇压之前，农会干部半数以上仍是学生”　。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引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极少有书籍正面记载这些历史情况，所记多为知识分子投身工农运动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倾，如何站在工农运动对立面云云。

大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特点是，许多人“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军事斗争。周恩来谈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　，到1927年3月，学员已发展到二万余人，他们不仅成为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的骨干，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据1987年11月3日《人民政协报》的一个材料统计，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建国以后有元帅2名，大将3名，上将8名，中将9名。如：徐向前、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周士第、陈伯钧、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陈奇涵、郭天民、彭明治、闫揆要、郭化若、倪志亮、常乾坤、唐天际、王铮等，都是军委总部和各个军兵种、军区的重要领导干部。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由于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领导人是知识分子，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个党的领导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干部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智识分子的代表”，并提出“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的口号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部分党员和群众把愤怒的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头上，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　。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教导团的几百名知识分子干部，撤到海陆丰根据地后，没有受到信任，没有当干部使用，统统编到第四师当战士，后来绝大部分在作战中牺牲。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2）

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气氛，甚至影响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在发言前不得不先要表示：“同志们：我照会场的规则，首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　。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二化”方针：“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六大”75名代表中，工人有42人，当选的中央委员36人中，工人占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5名，工人占3名，工人出身的向中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六大”的做法，非但没有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反而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削弱。从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看，一方面，既有理论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斥。另一方面，把工人当偶像，并没有认真的加以教育和培养，选上来的工人干部质量不高，政治上不强，领导能力弱，甚至有些人品质不好。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名叛变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　。

30年代前半期先由中央苏区搞起，然后扩展到各个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打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知识分子。仅以鄂豫皖苏区为例，1931年8月开始的白雀园“大肃反”，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连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沉重地说：“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　，即使如此，张国焘还在“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　。另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著名将领肖克，回顾这段历史时痛心的说：“我党经过多次肃反运动，如土地革命时期打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抢救运动以及全国解放以后反右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