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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满怀报国之情，回国工作，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为推动工业发展献计献策。下面我把容闳写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的一段抄录如下，其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甚为感人：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

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

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可以

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我就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

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

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

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

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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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1）

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笼统的说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有悖于历史事实。套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中###史和近代史讲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诞生于外国在华工厂企业和官办洋务企业中，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也完全适合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一批官办学校的兴起，使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70年代开始外派留学生，90年代民办学校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清朝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学生数达1626720人　。康梁维新变法运动，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活跃的社会力量。

与之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晚了许多。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一八八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上层和中下层势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阶级力量”　，“一###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　。直到1900年间，“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并形成一个兴旺局面，是在20世纪初。可以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仅不是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而恰恰是催促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呼唤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长处与弱点，并不是某一个阶级属性的翻版，而是中国近代历史环境、社会总的状况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综合产物。我们应该为首尝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禁果的东方亚当与夏娃们，重新填写“出生证”。

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忧患与追求的历史大环境中，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患意识，苏轼的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陆游的《病起抒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到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情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变革时代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识分子魏源（1794—1857），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曾积极参加抗英斗争。失败以后发奋著书，主张变法改革，向西方学习，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的长篇巨著《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五大州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探索强国御海之道。该书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惜并未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反响，政界人士争相阅读。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出版选译本21种，有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教科书，以至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