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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登历史舞台所发生的角色转换现象呢？那种传统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对此一律冠以“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近些年则又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说法，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自我堕落”的表现。两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内容方面说，前者实质上鼓吹，读书是“四性”（软弱性、摇摆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的根源。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不仅无用，简直就是罪恶。而后者把知识、文化与人格、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从而以人格和自我意识取代了知识与文化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一种否定知识与文化的思想表现。历史舞台上角色转换现象的出现，有客观条件的变化，主观方面的适应性，以及是否具有及时调整主观与客观矛盾的个性品格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我以为，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离开文化因素谈论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抓住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而进行中肯的分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前辈“士大夫”的不同之点在于，后者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学习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怎样科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怎样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的融合起来，是十分艰难而又长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这对刚刚产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就显得尤其突出。思想家严复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对这种感受做过如下表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异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无数，而西人恃人力”　。康有为、严复等人想“在中国的文明中寻找西方的进步理想，以便使历史和价值相协调，使他们的中国与西方的真正普遍的历史原理相协调”　，然而“康无法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解释用于中国历史”，成为“困惑的一代”　。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成为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性弱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那里？（1）

“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

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

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法律只是约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言论若

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

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为“国富民强”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几经挫折，如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辛亥革命仅仅革掉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鲁迅语）的现状，使许多人由兴奋到失望、彷徨，进而为新的追求而呐喊，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首先“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状态有了新的变化。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进而“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认识到不清算旧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不打开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促进全社会民众的觉醒，任何器物的改良和政治的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应运而生。有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五四运动前就向社会呼吁：“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