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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只要她个人认为是合理、公平和满意的，就不会降低其家庭地位指数。和家庭地位是否满意等，都可作为度量指标纳入评估体系，由此加大了主观满意度在评价妇女家庭地位中的权重。90年代中国城市家庭中，妻子更具有家庭实权的占30。7％，丈夫更有实权的占20。4％，夫妻双方家庭权力相近的占44。4％（注：徐安琪：《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夫妻双方对婚姻生活的感受，既反映了婚姻的质量，也反映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据陶春芳1990年的调查，城镇女性在夫妻对话时未感受到不被配偶看重的比例与男性几乎完全一致，前者为83。9％，后者为83。8％正是因为妇女经济地位、家庭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近几十年来才有了所谓城市家庭“阴盛阳衰”及城市丈夫“妻管严”之类的城市生活话题的广泛流行。

相对的家庭权力和家务劳动负担变项作为妇女家庭地位主要测量指标的思维定势和模式，而以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和角色平等主观满意度的*、复合指标作度量。与此同时，我们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由克伦威尔等提出家庭权力运作要素之一的权力实施过程，*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建立如下解释模型，藉以测量和描述妇女的家庭地位，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估算和解释分析。

在社会突变的今天婚姻家庭现代人重视，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社会竞争那么激烈，越是搏事业就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持。一个被调查者称：“事业失败了，你顶多失去了一些财富，重头再来，60岁创业都不晚。但是婚姻失败了，却是伤筋动骨，让你的工作生活全变成一盘散沙。”现代女性能顶半边天，但她们仍然以家庭为重。在她们心目中，最重要、最珍惜的事情仍是家人的健康，最骄傲的事情也是家庭美满幸福。值得一提的现代女性对事业和家庭并重这反映了现代女性既继承了“贤妻良母”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又向着“职业女性”的现代价值观转变。不可否认，婚姻家庭与事业本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压力巨大的职场拼搏，亲情和爱情的温暖让人觉得可贵。现代男女均以家庭婚姻为重，可见以“家”为贵、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入人心。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家庭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和谐关系的传统。今天，面对人口老龄化、贫困和艾滋病等问题的巨大挑战，中国期望家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节　小农家庭的“悄悄变脸”】………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因此，谈小农经济不能不谈小农家庭。中国的小农家庭有自己的特征。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家庭包括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家庭追求的不是产出最大化而是温饱无忧。其次，中国的小农户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而且是产出单位。小农具有“内源融资”偏好，即“不轻言债”。当农业收入不足的时候，小农家庭就更愿意谋求非农收入。比如现在全国的民工潮就实际上是拐杖功能的一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信贷的需求就出来了，一旦家庭维生费用大于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就会有信贷需求。如果这个等式成立，那么对应的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救助性质，它不可能是商业性的，不可能是投资性质。而能提供救助性质信贷的机构：除了熟人就是国家。所以，几千年以来能够提供的农贷要么是国家农贷，要么就是来自熟人的友情借贷。有些农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给小农下的定义为，耕种土地而不*市场去出售他的产品或取得劳动供给的人。根据这一定义，小农的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仅仅为家庭消费而生产的单位。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小农家庭而言，一旦出现赤字，那就是硬赤字或者公共性赤字，而不是软赤字（即暂时的资金短缺）或私人性赤字，这种赤字往往关乎小农家庭的存亡。当人们在生死存亡与高息借贷之间进行选择时，大部分农户自然会选择后者。要么是无息（熟人或国家）借贷，要么是高息借贷，这就是中国农村借贷制度所特有的“金融角点解”。成熟的农场经济条件下的信贷（利息）均衡解则是切点解，它是农户与借贷者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而达成这种妥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走出小农家庭的生存性经营，从而超脱于所谓的黄宗智小农逻辑。重要的是，中国小农家庭的上述功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而且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