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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梅魁：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1973年7月11日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

2。7　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