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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都派人来参加，北京的《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也派记者到了会场。

尽管王进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会一开起来，局面马上失控。造反派不仅把油田和钻井指挥部的“当权派”揪上台，还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剃了“鬼头”。王进喜对此非常气愤，在庆功大会的筹备会上，他曾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坚持不揪斗、不批判，好好庆功，但眼下还是出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讲话中，王进喜再次大声疾呼：“02队、05队打上10万米是扬眉吐气的事情，立了大功，我们就要奖励。大庆油田生产是保证全国人民对石油的需要，一点也不能伤风感冒。我们一定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油田生产正常进行。特别是采油、煤厂、水电、运销等等单位，生产一天也不能停。相信广大群众有这个觉悟，红卫兵小将更有这个觉悟！”

王进喜的讲话令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大为不满。他的讲话不时被打断。在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的策动组织下，庆功会开成了批判会、点火会。会后，造反派让那些“当权派”把两头大猪抬上游行，从八百垧转到让胡路，又转到萨尔图，最后到龙凤。使这些在大会战中冲锋陷阵的油田的领导干部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迫害。

为了尽量稳定大庆的生产局面，王进喜决定到北京向石油部领导汇报工作，请求指示。1966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上了从哈尔滨至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1967年元旦，他带着一个工作人员来到石油部办公大楼。但那里同样是一片混乱，部机关的造反派、北京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还有许多油田的、炼油厂的造反派成员进进出出，而石油部的领导都在接受批判。王进喜没能见到康世恩等他所熟悉的石油部领导。

王进喜决定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总理在百忙中出面制止一些人的混乱行为。1月2日晚间，王进喜来到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接待站。通过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总理，请您抽出一点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大庆的情况。”工作人员在送纸条的时候，请他在后院二楼等候。不长时间，周恩来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北京，要汇报哪方面的内容。王进喜说主要是油田运动和生产情况。周恩来在电话里说：“现在我很忙，大概要你等个十多天！”

当时大庆已经陷入混乱之中，王进喜心里很着急。他急迫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不知道，大庆已经乱了，我担心油田生产……”

周恩来能够理解王进喜的心情，但全国到处都在混乱之中，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想了想说：“好吧。你明天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下。大约一周后我见你。”

当时余秋里已经奉调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月3日下午，余秋里在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听取了王进喜和大庆代表的汇报。王进喜对这位老领导讲，大庆工委已无法工作，基层队长指导员也遭到揪斗，油田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可现在有的人竟然还嫌乱得不够，提出要停产闹革命。这时，一个“群众代表”情绪激动地说：“应该停下来。每年冬训不也是停下来吗？今年更得停。”余秋里表态说：“停也不是不可以的。咱们来商量一下看看停什么？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业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不能停。停注水行不行？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不能停。供应部门停喽？可油田生产物资、套管、钻杆得提前调进，为全年做准备，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喽？但油田生产需要及时了解地下动态，不能停。运输停喽？那咱们靠什么走路呢？油田生产、生活、吃饭离了运输寸步难行，不能停……”余秋里越说越激动，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采油不能停，井下不能停，炼厂不能停，水电不能停，科研不能停，维修不能停……”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能停”。余秋里接着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和群众组织一起商量在各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管生产的班子，人员不要论资格，只要能干起来就行。把真干工作的选出来，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如果重要岗位人不够可以从其他油田厂矿调一点补充，一定要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余秋里最后对王进喜说：“这次运动不少劳模都受冲击，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临别时他又握住王进喜的手，嘱咐了很多话，最后笑着说：“铁人，你铁人也可以造反嘛。但一定要造错误的反，我有错误你就造我的反！”

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调整日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