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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若无人，咪着眼睛，近前，退远，反复在画稿上凝视，眼角的余光却观察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在围观。男同学，更多的是女同学，包括那些平时骄傲得不得了的体育尖子和歌舞明星。等他们恋恋不舍地走远了，我们才将憋了许久的笑声释放出来，笑得在地上打滚。有时，我们还顺手在黑板上写上“打倒大画家陈霁！打倒大艺术家杨志勇！”当然，谁也看不出是我们的笔迹。我们最得意的作品是周恩来像。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全校悲痛。傍晚，校长把我们召到办公室，亲自把画遗像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志勇。明天上午9点开悼念大会前就要画好巨幅画像，时间紧迫，又是重大政治任务，校长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亲手端来火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过，我们不甘心当无名英雄，一定要让睡在隔壁的校长知道我们工作的辛劳和思想的革命。于是两个未来的大画家在你一笔我一笔地作画时，不是凳子响就是桌子动，还有两个革命小将的豪言壮语和激情对话，更严重的是校长的办公桌被烤糊了，满屋焦味，烟气熏人。一夜折腾让我们敬爱的校长彻夜难眠，次日主持悼念大会时满眼血丝一脸憔悴。全校师生十分感动，都以为校长悲伤过度。

太和镇是一个最宜于梦想的地方。我们成长的岁月被它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并点点滴滴地完成了对我们的基本造型。虽然我们美术小组的铁哥们中只有志勇现在是扛着大校军衔的专业画家，陈三在成都当着不大不小的官，孙扬在美国纽约干着当年曾被我们奚落的外科医生勾当，小平则在德阳研究他的三星堆，我更是早早地撂了画笔，但我们的理想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

我们没有成为大师，志勇也没有。但我们离开后的射洪画坛（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什么“坛”的话）一直热闹，出了不止一个“大师”和一批“著名”画家。这要怪孙竹篱——一个真正的大画家。他曾是四川画坛一个最响亮的名字，响亮得如同春雷滚过巴蜀的天空。孙竹篱几十年深山练剑，上探石涛、八大、吴昌硕，扬州八怪，下追黄宾鸿、齐白石、张大千，还有自成一绝的诗书画，所以一出山便以老辣的笔墨和清新的格调艺惊一方。画界都说他是中国又一个陈子庄，又一个黄秋园。他的成功让太和镇一些人眼红不已，蜂起仿效，一时卖得太和镇经常颜料短缺，宣纸脱销。然而孙竹篱命薄，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尝成功便被癌症夺去性命。这就成全了一批人：小城大师迭出，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孙竹篱的嫡传弟子。在他们脏兮兮的画案上，“孙竹篱”成了另外一种人民币，一版再版。成都市场上的假孙竹篱，大半来自射洪。　。　想看书来

小城正在失去记忆（6）

家

故乡的体味和体温让我对她像狗一样敏感。后来我明白了，对故乡的这种感觉最终还是来自家。对我而言，家是游移不定的，故乡在射洪的确切部位也就是不确定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那天怎么就把车子直接开进了广场。我本想绕开太熟悉的北门而选择了从河边入城，但我东拐西拐突然就到了这里。这不像是我开车来到了这里而是广场冷不防跳到了我面前，故意要吓我一跳。广场非常大，感觉中大得恐怕连成都也没有。这里根本没有下雪，阳光明媚恍若春天。阳光照耀下的整个广场被一种声音笼罩。像风声，像雨声，像放大了许多倍的蚕吃桑叶的声音。这是许许多多声音的高度拥挤、粘连和压缩，密不透风，浑然一片，因为其它一切杂音都被它席卷和消化。这是麻将！是麻将在成百上千双手的抚弄下快乐的大合唱，是麻将在广阔空间里在最自由放纵状态下的众声喧哗。人们在这里快乐地接受着它的统治，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快乐着彼此的快乐。我傻眼了：这种大规模聚集群众的功能，原本只属于*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啊。

看见了一棵黄桷树。还有两棵老槐树。尤其是槐树让我眼睛一亮，像时隔几十年后见到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儿时伙伴。这时，我才辩认出我就站在原来的家门口！那时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文化馆，是父亲在文化馆的卧室兼办公室。后来母亲因病进城，我，还有弟弟、妹妹，都跟着进城上学。一大家人居然能塞进那十几平米。好在那时父母骨瘦如柴，我们也老长不大。

母亲实在能干。除了治病，她居然可以用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对付五张嘴巴。甚至偶尔还照顾一下父亲在朋友面前的面子。她还以自己示范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勤劳、坚忍、谦逊和礼貌。父亲则一心扑在工作上。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常常是在宣传部某位干事指挥下，与包括孙竹篱、大鼻子苏老师在内的一帮子人不断地写，画。画伟大领袖，画工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