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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确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杜季伟调任枣庄市委书记。我去枣庄时，一千多伪军还控制中兴煤矿公司，他们为徐州国民党部队收编，我军不承认他们是国民党部队，后来敌军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我参加了这次战斗。

铁道游击队的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他们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还是徐广田任中队长。

我住在枣庄市委，每天找杜季伟，并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王志胜和徐广田，以及留在铁路局工作的一些骨干队员，作个别访问或集体座谈他们过去的战斗事迹。根据所补充的材料，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当时，根据地在写作上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我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这一些主要战斗，我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吸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和领导骨干谈材料而外，还到参加这些战斗的一般队员那里了解情况。谈到最后，他们往往对我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我当时点头答应。因为他确实参加了这样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可是从创造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就有困难了。我在作品中描写他们从事的战斗，不要说写小说，就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也只能写主要的英雄人物和重大的斗争事件。对于那些琐细的、次要的、重复的东西也应该舍弃。否则就不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动人的情节也不可能作细致的描写。如果把参加战斗的几十个人都写上去，那末，就写不成文学作品，只简单的写一下战斗成果，开一个参加战斗的名单就行了。事实上，把主要的英雄人物典型化，把他写活，刻画出他如何在战斗中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进行战斗，去夺取胜利，他的表现就显示了所有参加战斗的队员的英勇形象。如果按自然主义的写法，铁道游击队前后四个政委，杜季伟去了后又调走，张洪义去了，不久牺牲，又去一个孟政委也牺牲了，整个的战斗都过去了，最后去了一个郑副政委。这样如实写四个政委，却刻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党的领导形象。因此，我就根据四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的形象。可是当时我在枣庄和他们座谈、补充材料时，却不能谈出这种意图，因此，有的队员要求我把他写上去时，我还是答应了。当时我守着他们写的所谓“初稿”，实际上只是一次有系统的对材料的梳理罢了。但是它却是我以后创作《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不能缺少的重要基础。

后来徐广田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才使我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摆脱了困境。

当我在枣庄守着他们写初稿，将要完成的时候，突然听说我在铁道游击队最早认识的徐广田妥协了，当时人们称脱离革命回家去的人叫妥协，也就是他交枪不干革命了。

这消息给我很大震动。我知道徐广田在抗日战争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有点落后思想，但是在战斗中还是创造了不少惊人的战绩。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几个重要的英雄人物之一，并且被全省第一次英模会上命名为甲级战斗英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战斗岁月已经过来了，现在抗战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怎么会妥协不干了呢？当时我写的《铁道游击队》小说的初稿即将完成，而书中的英雄人物之一的他，竟在胜利之后不干革命了。这个人物怎样评价，如何写法就成问题了。使我感情波动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我通过对他们的访问，热爱和崇敬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听到他们创造的出色斗争事迹，我感到兴奋激动；看到他们受到挫折，我感到关切和着急。为了弄清徐广田的问题，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到铁路局去找靳怀刚和刘金山了解情况。

原来情况是这样：枣庄成立铁路管理局时，刘金山和王志胜都担任了局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徐广田却仍然是长枪中队的中队长。这样作的原因是因为长枪队是一色的日式装备，领导上不忍心拆散，把它保留下来。由于长枪队是铁道游击队的一部分，别人很难领导这个部队，所以仍叫徐广田担任中队长。可是徐广田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这是过去他不大服气刘金山的领导，刘要报复他，所以没有提拔他，也没有把他分配到铁路上去工作。不然，为什么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