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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