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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了秦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腿断之后却很坚强地熬过来了。这是我从强烈的自卑到积极进取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它使我从艰苦的逆境中奔着一点光明走过去。

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便对自己重复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我毕业后去了白云山制药厂。刚到任时工厂分给我的工作是在宣传科写黑板报，这对4年正规的中文培训来说，是一种亵渎。每逢节庆日，我还要亲自扛着大旗搞庆祝才摆脱了苦境，却又进入了新的苦境，内心十分悲痛，曾几次想调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忍下来，并且积极地做好每一项不起眼的工作。不想，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终于成了一名高级职员。

回首往事，假如当时我真的自杀了，或是吃不下一时的苦而离开了白云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这使我想到，一定要对自己怀有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划人语：在刚刚走出校园大门、真正靠近大众的社区时，你是不是触到一种坚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这种隔膜的办法了吗？你是否在学校里便意识到学习与社会实践需要交融、相互助长？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识不足时又会怎样？推倒隔墙谭军（1964年生于黑龙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并兼读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1989年辞职后辗转数家企事业单位，3年后领办奥地利亚奥文化发展公司并任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后出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人们常说，影视作品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制作完之后再也无法改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学时代，我时常感到遗憾：一是荒废了许多时间，无可挽回；二是与社会的联系不够充分，那时太容易满足于校园生活了。

不过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团委工作，相比之下，与社会接触更多一些，这使我闯出校门、投入商海的时候，能够较为轻松地找到校园文化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平衡点。

我很幸运有这么一段漫长的经历——带着读书人的头脑，频频瞥到纷杂的校外世界。这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围绕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读书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学期间作好融入社会的准备，那么机遇就会偏爱我们，现实也更容易接纳我们。

教育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教育，一类是生活教育，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前者。当然，技能知识是建功立业和国家中兴的根本，但学生仅仅掌握技术是不够的。成功的人往往是两种教育共塑而成的，当他走进社会，他的修养、行为规范、做人原则便会先于技术才能，首先受到检验。

而技能知识，少年时选择的又不一定是我们终生固守的。著名的人物传记作家叶永烈，过去曾编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他却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我在北大读的是中文和政治学，这种按自己少年时代的志趣原则进行的专业选择，尽管给了我文采、表达能力、意志力，但机遇却作为更加强大的选择动因，把我推向了商务活动。

人有着各种不同方向的潜质，不要过早地局限自己，不必守死一门技术性知识。当时代的要求把你推向更合适的位置时，你的兴趣会发生合理的转变。”“不过又要格外注意，从学的区域不宜过于宽泛。现代化的社会职业分工将日趋细致，很难再像过去，比如王国维，在他51岁投昆明湖自尽之前，在许多领域都是大家；华罗庚既是一流的数学家也是文学家，但未来的成功恐怕更多地需要你专心于相关的领域。

另外还要注意：你的工作技巧永远不可能全部从校园里学到。不论是哪种教育，它都无法替代人们将来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即便我们从校园里走出，发现了不足，再次返回校园做更有目标性的学习，而一旦回到工作中，我们依然会遇到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总是回到学校进修。人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只有在学校里才叫学习，其实不然。北大尽管给了我很好的学识，但我现在的工作知识，大多是在北大以外学到的。

实际上，无论是从校内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