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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见到那粉刷过的白墙，那块对着炉子的平纹布窗帘，那另外一扇通着另一个房间的拱形的门，并且通向一个露天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都因为炎热而枯死——周围是蓝色的栏杆围墙，就象沙沥城里那幢向着湄公河的有阳台的大别墅一样。

这是一个苦恼的、破灭的地方。他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我妈妈，如果她知道事情真相的话，那她一定会把我杀了。我看他正在尽力想个词，然后他说他懂妈妈将会说什么，他学着说：干这种缺德事！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婚的话，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骄傲地为自己辩解。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彼此笑了一下。我问他是否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忧伤感到习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在白天做爱的缘故，而且是在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进行的。他说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笑了笑，他说：不管彼此是否有感情，事情过后总是很难受的。他说这种难受到了晚上就会过去，一到夜里马上就会好受了。我对他说这并不只是因为在白天，我说他弄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我所期待的忧愁之中，而这种忧愁纯粹是来自我自己本身。我说我向来就是一个忧郁的人，甚至从我的这种忧郁，可以认得出来，是和从前的忧郁一样，由于这种忧郁和我是如此成为一种，我几乎可以给它起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可今天，我对他说，这种忧郁却成为一种福气，就象每当妈妈在她那空虚的生活中大声吼叫的时候对我所说的倒霉的福气。我对他说：我不十分理解妈妈说这话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间屋子正是我所盼望的地方。我一口气说下去，不期待他的表示。我说妈妈曾大声责骂那些她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大声疾呼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个政权，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他听着我说，两眼一直盯着我，只要我开口，他就看着我的嘴，我赤裸着身子，他抚摸着我，也许根本就没听我说话。我说对我个人的处境，我并不感到不幸。我对他诉说，我们全家只靠着妈妈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越说越难过。他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贫穷，连家都弄得支离破碎，我们常在外面浪荡，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全家都是一些下流放荡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这里跟着他。他俯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呆着不动。在外面一片都市的喧闹声中呻吟。开始我们还听见外面的嘈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在我身上的一阵亲吻不由得使我伤心流泪。看来亲吻可以给人以安慰。我在家里从来不哭。可是一天，在这间屋子里，泪水既安慰了过去，也安慰着未来。我对他说我迟早会和母亲分离，并且迟早也将会失去他的爱。我哭着。他把头贴在我身上，一看见我哭，他也哭了起来。我跟他说，在我童年时候，妈妈的不幸成了我梦中的主题。只要做梦就是妈妈，从来也没有梦见过圣诞树。有时梦见她受苦难被活活地剥了皮，有时梦见她在荒漠中喃喃自语，她或者在寻找食物，在没完没了地诉说她自己——玛丽…勒格朗·德鲁拜斯——的遭遇，她诉说她的无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