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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里达到了巅峰。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为了一座乌托邦似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是有卓越功效的。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拘而导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一定能够解开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少女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自身成了魔鬼。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记录了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且认为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接纳为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为了离开医院，或为了在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而安排他们的位置是为了支持把这场‘交易’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职业角色……精神病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些的服务理想的重量给压碎了。”

这些著作将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视为在科学的面具掩盖之下的社会净化的工具，几乎没有诊断或者治疗的价值。治疗意味着内化某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对于疾病的诊治。尽管上述著作在知识界中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它们没有广泛的冲击力，无法与一本始创于1960年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的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门罗帕克老兵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问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或者试着彻底摆脱这一制度。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一位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或者服从然后得到释放，或者保持你的骨气但被一直留在病房里。

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一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为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为了平庸的大多数，以及支持为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院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正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

肯？克西是一位有钱的乳制品农场主之子，曾是俄勒冈大学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毕业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秋末》的有关大学体育的小说，并且在好莱坞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企图涉足电影行业。之后克西得到了一个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和妻子弗伊搬到了帕拉阿托市帕瑞区的波西米亚聚集地。克西开始创作一本名为《动物园》的小说，书中主人公是个乡下的男孩，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成为了旧金山北岸区“垮掉一代”社区的一份子。《动物园》的影响没有达到克西的预期，但是该书为他赢得了著名的“斯蒂格纳奖学金”，使他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