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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也有点像“管道的学问”，醍醐灌顶，突然间似乎明白了许多。

于是2001年开始搞“洪顾问”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

想想20来留给自己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么椎间盘问题、劳损问题、结石问题等。好在仍然年轻，还可以学习蜘蛛结网。

一段时间后，发现蜘蛛结网网虫比青蛙现找现吃麻烦多了。

在虫们稀少、分散、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青蛙比较灵活，那里虫多往那里跳。就是我们常见的“跳槽”。

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当乡干部，每月元，工作饱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乐，弄一点诗文书法、吹拉弹唱之类，坐在高出街道几十米庙宇般威严的乡政府办公楼前的石凳上，看看卖苕藤、买化肥、送女相亲、吆三喝四的芸芸众生，不免飘飘然。

造化弄人，干不长，4年刚到就只好遗憾的离开。

后来当记者。用我们乡政府老干部“何公事”的说法，单位出钱供你游山玩水，造访民风，感触民情，机会多好。给同僚即将回家务农比起来，甚至给城里那些拿了电大文凭尚不能如愿当记者的同学比起来，的确运气来了。

当记者每月工资47元钱，一个娃娃家也够了，按说也没有跳槽的理由，结果还是离开了。

到凉山，说是“逼上凉山”，可能是文人喜欢用现成的经典短语，实际上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在内江，虽然环境好一些，机会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继续做临时工啊，既然“泥饭碗”端起来悬吊吊的，到凉山吃商品粮，端“铁饭碗”；不正是少年时期做鸡生意时的梦想吗？加上运气不错，遇到个好县长、好主任，一展几乎平生报负。有什么理由离开呢？

跳槽为什么？

也不管什么原因，还是离开了。好不容易端了个“铁饭碗”，即正式的县级机关干部，也似乎呆不下去，还是离开了。

既然喜欢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追求平等自由竞争，那就好好的干吧；连希望集团、迪康集团这么好的单位，干了那么久，甚至那么得志，还是离开了。离开为什么？现在想来，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

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两毛钱都说是大票子，接着是出门找工作还让父母去邻居家借钱，到了30岁该结婚的时候，置办不起家具，让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后到了梦中的“希望”总该有钱了吧？

1994年春节，我从“希望”携全家“衣锦还乡”：从三姐家拿了台旧彩电，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亲、老婆、一岁的孩子登上了成都开往西昌的“站票火车”。可恨的是母亲帮我揣的钱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里一分钱没有。同僚说：“老洪出去挣了大钱了？”，我只有苦笑。

1996年从上海回四川过年，原想兄弟们帮上海希望饲料公司赚了2000多万，老板该让大家坐得起飞机噻。总经理王长青说：“你们中层干部至少万把块钱要给噻”。没曾想，坐火车都只能坐硬座。

有个兄弟伙画了幅涂鸦式漫画，说一位老板提着一麻袋钱准备出工厂大门，有位兄弟说：“老板，今年就是这样子啊？”，老板不好意思，从麻袋里掏出几万块钱：“兄弟伙，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较耿直的迪康集团老板，一见面就给我说：“老洪，你来不来迪康，我都帮你解决‘农转非’”。这话让人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样，工资是成都市同等企业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这个中国“500强”翻了一番。配手机、租住房，最潇洒的是“一个月报一次账”，言下之意，兄弟们偶尔朋友之间消费也可报账。用曾老板的话说“兄弟们凭良心哈”。

很幸运，从“迪康”工作三年下来，存了20000多块钱。当然所谓来不来迪康都给你解决“农转非”，戏言耳。

在凤凰卫视举办的招待会上，有幸与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长女见面，当说起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举牌亿元”者是位农民时，与席朋友都觉得很稀奇。

我给他们说：“我这个农民可是有大专文凭，进修过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谈话思想，我们农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议啊”。

好在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不信神，要不这话可犯忌讳呀。大家付之一笑。

不过，迪康曾老板说了给我解决“农转非”没有办到，我还是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