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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俄罗斯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于是由俄罗斯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就把有马的车臣人一律当成了“富农”，不但马要没收，而且俄共对富农的政策是肉体消灭。对于车臣部落的牧民来说，马和枪是男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抢他的马，他宁愿持枪死战。于是北高加索车臣地区开始出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922年，车臣和达吉斯坦教长纳日穆特金·戈钦斯基率领车臣和印古什人起来反抗。1922～1924年，北高加索军区及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所采取的围剿行动没有成功。1925年的8、9月份，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叶·乌博列维奇的指挥下，苏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随后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的3～4月苏军又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过围剿行动。1936年车臣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个别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

二战期间车臣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在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自治的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落的支持，该地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此举招致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满。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以十万兵力包围了车臣地区各村庄，在2月23、24两天之内，将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解往哈萨克斯坦。押车的士兵接到命令：车臣人逃离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的过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车臣人口也因此锐减。歧视性民族政策的执行，加深了俄罗斯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如此描绘被流放的车臣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了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朴实、沉睡的哈萨克斯坦。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

接着索尔仁尼琴还讲了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任教时，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他的哥哥酒醉后杀了一个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醺醺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躲到监狱里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以及另一个同宗的长辈（家族中其他人已死于流放途中），论辈分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钉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不流鲜血，受害者的亲属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他们三人被团团围住了，当官的谁都不敢走近他们家。“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区党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还有内务部派驻机关等等，也都在复仇者的怒火面前望而却步。”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力量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的错误政策很快得到了纠正。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怎么可以让整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