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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学家说：“我在解放前也读龙门书局的书，解放后也读××出版社的书。但我认为，靠这种影印的盗版书，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不愿意让子孙们也读这种盗版书。如果子孙们也读它，就说明中国人太不争气了！”

这位老法学家还对××出版社的同志说：“我愿意让你们关门。你们关门是值得的，说明中国人不再靠读盗版书过日子。你们的垮台，换来的将是国家的版权文明，是更多遵循国际版权准则的出版社，也肯定是更多的国外出版物。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这场说服工作，后来靠对引进国外书刊的版权费用的准确计算，才得以解决。

最初引起科学家一片恐慌的所谓六亿美元外汇，其实是一个夸大了的数字。由于中国的长期封闭，由于我们对国际版权贸易的陌生，才大大夸大了这个数字，造成一场虚惊。

一年后，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别派出代表团赴美访问，具体了解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后的版权贸易问题。国家版权局也就取得外国图书在华翻译、重印权问题，与国外的出版者、出版组织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进行接触。通过这些接触，我们了解到，每年所需费用根本用不了六亿美元，实际需要只要三千万美元左右。版权局认为，一些同志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相反，国内没有版权立法的混乱状态，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中国取得外国书刊重印权的主要障碍。

所有人都顿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不等于思想问题完全解决。

把“海盗国”帽子扔进太平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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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出国门，仍然觉得腰杆挺不起来。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不保护版权。人家骂我们是‘海盗国’。我们无言以对。我们确实在大量盗用人家的智力成果啊！有什么好辩解的？中国人应当有骨气，不干那种事。既然我们能把‘贫油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为什么不能把‘海盗国’的帽子也扔进太平洋？”

这是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组织的版权保护座谈会上，一位与会者的发言。

这位同志的感受，是许多出国访问者的共同感受。无论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到日本、瑞士、奥地利及其他国家，一谈及智力成果的引进，一谈及版权保护，对方就会毫不客气地指责我们：“你们是海盗国！”

我们是海盗？不，你们才是海盗！在你们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多少中国的瓷器、铜器、雕刻、书画？这些国宝没有长腿，不会自己翻山越洋，横跨万里，躺在你们的怀里栖身。这还不是你们洋枪大炮的功劳。

息怒息怒。“海盗”一词的涵意在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已大大扩展。它不仅仅指明火执杖的抢劫。版权界把擅自复制他人作品而不打招呼、不支付报酬的行为称为“海盗”。这个术语已在几十年中为国际社会所使用。

我们不做这种“海盗”。

既然不想做“海盗”，为什么不颁布版权法，不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现在没参加版权公约的国家只剩下蒙古、朝鲜、越南、卡塔尔、阿联酋、苏里莱这些小国了，唯一的大国是中国。

噢……

即使到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访问，我们的访问者也会遇到同样尴尬的场面。一位版权处长回忆说：“印度一位知识界人士谈到版权，指着我的鼻子说：‘知道你们国家的底细’，他很激动：‘你们政府对版权保护没有明确的态度。难道给我们说一句话都不行吗？’我说：‘中国政府态度是明确的，保护版权。现在，盗版现象已基本没有了。’‘怎么没有？’他当即拿出一本书，是盗印本。‘你们的形象太差了！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当时我真难过。”

这位处长回国后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又有人争论要不要对国外作品进行保护，有人公开提出现在不保护。她听着听着就急了，想起在印度受到的那场屈辱，说：“我真想给这种人一个大嘴巴子，骂他们一顿：‘你现在应当考虑要不要脸的问题，而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

这是一种受屈辱之后的激愤。问题是，这屈辱并非外国人强加的。这就使你无法对人家发火，只能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