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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是“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那一次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

（三）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我当了装甲兵上校参谋长之后，徐庭瑶指定吴文芝当副参谋长，他也是陆军十期的。徐庭瑶曾经保送过一批人到美国学装甲兵，大都是陆军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些筹码。我虽然是参谋长，但是他并不重用，样样事情都让吴文芝操纵，后来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调为副司令，吴文芝升为参谋长。事前我一点都不知情，父亲也不知道，因为升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瑶将军有一批自己培养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军校学生，吴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将军为了要升吴文芝为参谋长，就把我升为副司令，事实上，我变成上有司令，下有参谋长，反而没有实权，不过从不跟他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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