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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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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之谜（1）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