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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差点忘了。我们在中山路牛角巷八十八号附五号。老式的红砖木楼房。”他在那头又加了一句，“我姓高。”

仲秋急如星火地赶到牛角巷口，一辆依维柯头朝外，屁股向内，把巷子塞得满满的。车顶上的红灯还在转着。肯定是刚才自己主动让的那辆依维柯，没想到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只好下车，把摩托车从车身与墙壁的缝隙中推了过去，然后再骑上车，用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进着。走了不一会儿，巷道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估计快到了。这些人，十有八九是看热闹的。人说，两只鸡打架，市民都要看半天，何况这种事？这些年，他见到的这种情况多了，记者、警察一到，人们七嘴八舌给你说个没完。他飞腿下车，把车靠在左边电线杆和墙之间，就朝出事地点跑去。刚跑拢，一个担架就抬着一条鹅黄色毛巾被盖着的女人出来了。他只看见那人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外边。围着的人群急忙闪开了道。

摩托车在人缝中穿行，那速度还不如大步行走来得快。他在一根靠近一栋二楼一底的穿逗楼房的电杆下停了车，把“羚羊”靠近它。然后健步如飞，拐过一个弯儿，看见人群把一幢四层楼的老式红砖房围得严严密密的。多年的采访经验证明，这种事情，不要打听，人围得多的地方，就是目的地。他正想向旁边一个在专注看的妇女打听点情况，忽听人群中发出“让开”、“让开”的声音。他朝人群中挤去，同时，伸手进挎包里打开了SONY录音机，从包里取出了采访本和签字笔。围得密密实实的人群已经自动让开了一条道，一个担架从里面被抬了出来。担架上面盖着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仲秋赶快闪在一边，打量着从身边抬过的担架上的人。除了一张苍白的脸和长长的可能是染过的但又不像黄又不黑的头发散乱在外面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手拿话筒的电台记者，跟在担架后面，边走边问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唉，来迟了。不该听他说了半天。也是怪自己，犹豫了。肯定是有人又通知了电台的记者。不过不要紧。和电台抢时间不是报纸的优势，要和它比质量，比内容。反正要明天才见报，有的是时间。他关上了录音机。

随着担架的远去，围观看热闹的人也很快散了。一些人像送贵宾一样送担架去了。也许，他们也想看一看平时在大街上疯跑的现在停下来的依维柯，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

等门口还剩下三四个人了，他走到一个正在说话的胖乎乎的中等个子男人面前，问：“同志，我找一个姓高的。”

他停下说话，转过头，看着仲秋问：“你是？”

“我是晚报的。”

“啊，仲大记者！我就是。”他向旁边的人炫耀，“这就是晚报的大记者仲秋。他的文章我篇篇都读。”随后埋怨道，“你啷个现在才来吗？人家电台的都采访走了。”

“不要紧，我们慢慢吹。”仲秋又打开了录音机。

见到仲秋，老高好像没有在电话上那么多话了，抓了抓头发，说：“我都说了，没得啥子说的了。你问他们嘛。”

仲秋没有回答他，问：“严重吗？”

“医生说，再晚个七八分钟，就没命了。”

“全靠老高的老婆！”旁边一个妇女接过了话头。

根据多年来的采访经验，仲秋了解完外围材料后，就要直接找当事人了。他看了看表，决定去先找有关医生，如果她的身体状况允许，就去采访她。

摩托车又在拥挤的公路上穿来穿去地急驶。“都、都、都……”包里的传呼机一直叫着。这里正是事故多发路段，他不敢造次。隔了一会儿，它又叫起来了。等你叫！仲秋仍专心地驾着“羚羊”。

到了造型别致的急救中心大楼下，仲秋才掏出传呼机看：第一个信息，是自动传呼的，一组电话号码，请回电话；第二个信息，仍是自动传呼的，一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都很熟悉，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了。第三个，是人工传呼的：“旁先生，请回电话。”后面是那组手机号码。旁先生，哪个旁先生？啊，是庞赀庞先生，传呼小姐没搞明白。手机号码都是他的，对了，第一组号码是他的办公室电话。肯定是胖子。他有什么事，这样着急地找？

他取出手机，还没有开。真是没有记性，常常都忘了开机！他拨打胖子办公室电话，占线。拨打他的手机，通了。他问：“你找我？”

胖子像是在对着另一个电话说：“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你背个死耗子，为什么不开机？”

“我搞忘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