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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浦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3）

她相信元首只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进分子，而且他会被迫采取摇摆政策，最终他只会以成为他们的一种煽动手段收场。“为了能继续沿着元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动（意思是极左）来威胁我们，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毁；而我担心他不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澜，相反，他可能会为了达到他个人统治的目的而推波助澜。”

然而，詹姆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把他的政治喜好与他的生意混为一谈的人。除了他个人对康嘉尼尔的喜欢之外，他并没有要对共和党人效忠的想法，并且以“极大的妥协”接受了新的局面。费里耶尔把局势稳定的消息带到了一个临时发起的在拉斐特大街举行的银行家聚会上。

与会人士谁都没有明确谴责路易·拿破仑对1852年以前《宪法》的肆意妄为的决定，这种事情大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担心的只是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赌博。报道中说逮捕了几名将军，大家害怕这可能会导致军队内部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法国末日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是胜利者已经无关紧要了。费里耶尔先生遭到了各种问题的轮番轰炸。他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军官们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宁静，尽管晨曦这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大财阀听到这些确切的消息后，紧锁的眉头都松开了。

另外，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拿破仑通过粉碎共和党左派，并发出支持扩张性的信贷政策的信号，制造了乐观的金融氛围。国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暴动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国债报价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国债报价是90�5。之后，价格分别上涨到了64和102�5；到了1852年年底——当时拿破仑在暴动一周年时宣布自己为皇帝，3％的国债达到了83，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资本收益率接近50％（见图2�1）。铁路投资总额的数据情况也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