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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而等于甲，因此也该打。由此即可证明牛仔裤如何刺痛了封建保守的五十年代台湾社会。但是多谢这二十六位先驱者，台北青年逐渐走上了“牛仔裤化”，而且还为台湾今日之繁荣、今日之工业化，立了投石问路之大功。

伟大的牛仔裤，了不起的Levi’s（2）

当然，先是台北（比阿瑟的“热门音乐”还早好几年）、后来遍及全岛的青少年们染上了牛仔裤的恶习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二十六位朋友。牛仔裤在台湾流行起来主要是受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连日放映的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西部牛仔片的影响。从中文的通称“牛仔裤”一词看来，即可证明西部牛仔片的影响。风靡西部片的青年学生们一个个地在那里干过瘾，把自行车当马骑，弹子房为西部酒吧，记分小姐为吧女，罗斯福路为西部大草原，自我陶醉地穷过瘾。但有一点可以过真瘾，那就是设法搞到一条美国牛仔、西部英雄穿的牛仔裤。有人需求就有人供应。西门町中华路一带的地摊和沿铁道两边的违章建筑，几乎一眨眼之间都摆出了，亮出了，挂出了不知怎么走私进口的真货和家庭工业制的仿造品。这还不算，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给没有铜钉的牛仔裤打铜钉的附属企业。等到我一九六二年离台来美的时候，也差不多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前夕，就连当初曾（因我确知）投书《中央日报》高呼世风日下、痛骂我们这些不良少年穿着牛仔裤招摇过市的一位高中国文教师的小女儿，也都穿上了一条满是铜钉的牛仔裤。

六十年代初期，牛仔裤在美国虽然相当普遍，但仍待真正起飞，还没有卷入学生运动，还没有被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抄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名推出价高而时髦的高级牛仔裤。

从第一条Levi’s大约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问世到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时候，牛仔裤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二次大战前七八十年，牛仔裤在美国一直是工人、农人，当然还有西部真正的牛仔，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工作服，但流行范围也只限于西部和西南部一带。东部的工人们始终不习惯穿这种一洗就缩水，就退色，而且硬邦邦的要穿好一阵才软下来的工作裤。其他人，如艺术家们，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即开始穿牛仔裤，但人数太少，只能算是例外的个别情况。二次大战期间，牛仔布属于战略物资，美国政府对买卖、价格都严加控制，只有支持前线的战略工厂的男女工人才能优先配给。战后，欧洲方面因美军驻守的关系，虽然远在四十年代末期，牛仔裤成为当地的德国、法国和英国青年追捧的对象（与西部片也不无关系），但流行程度因来源问题而非常有限。可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牛仔裤却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成为正在发展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主角。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牛仔裤对美国青年来说，不会使他们有像欧洲或台湾青年对“外国货”的那种羡慕之感，而且因来源不成问题，也不会使牛仔裤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点。这是和“可口可乐”一样地道的美国味儿的土产服装，而且自开发西部以来即已有之，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打工仔们穿的耐脏、耐穿、耐洗、耐磨、但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人裤。那么何以在这段期间变成了几乎所有美国青年都想要穿上的一件制服？

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那段期间，与三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相比，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一个“企业社会”，一个不具人格的社会，一个个人好像都是循规蹈矩、没有个性的“灰衣人”（记得这部电影吗？片名影射那些身穿不冒犯任何人的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白领阶级守法良民）。电子计算器伸入到社会每个角落，氢弹问世，冷战继续，机器日益自动化等等，特别给年轻一辈的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直到好莱坞无意之中为这些小孩提供了两个模范，暴露出这个平静局面之下隐藏并压抑着的一股无处发泄的暗流。一个是现已成为传奇人物、于一九五四和五五年先后主演《天伦梦觉》（East　of　Eden，港译《荡母痴儿》）、《养子不教谁之过》（Rebel　Without　a　Cause，港译《阿飞正传》）的狄恩（James　Dean）；另一个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好莱坞战后最伟大的演员。他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The　Wild　Ones（这部讲摩托车帮的片子在那时太保太妹横行街头的台湾禁演，因而在台湾没有中译名）。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在这几部片子中主演的令人同情的角色都与青年问题、“问题”青年、青年帮会有关。而这两个反抗家庭与社会的青年在电影里的打扮：上身一件T恤或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