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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跃进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比赛说谎、比赛吹牛的年代。

中国人不知是吃错了药，还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几乎都得了“说谎症”、“吹牛癖”。

最可悲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谁都知道那是谎话、那是“牛皮”，却拼命地去说、去吹、去信。而且一个比一个能吹、一个比一个会吹、一个比一个敢吹。个个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云天雾罩，吹得冠冕堂皇，吹得理直气壮，吹得不羞不惭，吹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使得神州不能不闪了一个趔趄，历史发一次高烧。

会吹的，因其会吹，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鞋面布改帽沿子，一步登天”了。不会吹、不敢吹和不肯吹的，因其不会、不敢和不肯，被弄得垂头丧气、一无是处。不会，说明你无能，是庸才。不敢，说明你没有魄力，是小脚女人。不肯，说明你立场有问题，是怀疑党领导、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三面红旗，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于是有人因此而挂牌游街，有人身陷囹圄，甚至名丧黄泉。套用大鼓书上一句话，就是“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了。

既然吹牛不仅不要贴印花，不要报税，反而“吹而优则仕”，那谁还不拼命地吹？谁愿意当“三反分子”遗臭万年！谁“给脸不要”呢！能不能吹，该不该吹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剩下的当然就是如何吹的问题了。

《人民日报》或省级大报上赫然刊登出这样的“新闻”：

——老母鸡一天下了十个蛋；

——农民用木头造出了火车；

——玉米秸上插多少竹签，就能长出多少玉米棒棒；

——某农民在芝麻杆里榨出了芝麻油；

——某乡稻子亩产均达十万斤；

——某村种的萝卜一个重百斤；

——某省月产钢四百万吨；

可惜这些都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们也就真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里，过那神仙般的日子了。

但是报上都这么说，谁敢不相信，你就得干。大跃进就得你追我赶嘛！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你的母鸡一天能下十个蛋，我的母鸡要是也下十个蛋，那就太不争气了，它得下十五个！你的玉米能结那么多棒棒，我再结多也没什么意思，我的玉米秸子高，我可以攀着它到月宫里找嫦娥姑娘谈心去。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为了扩大“吹”的范围和影响，人们不断创出了新招。“摆擂台”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竞技形式和“放卫星”的现代科学色彩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他们把“吹”的内容叫做“放卫星”，把比赛“吹”的形式叫做“摆擂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干啥都能放卫星。

农民种田，可以把某项高产算是放了“卫星”；

工人可以把某天的产量算作“卫星”；

学生可以把某次考试成绩算作“卫星”；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谁放了卫星谁就光荣，于是就“你追我赶”起来。“谁英雄，谁好汉，擂台上面比比看”的叫喊声，使得人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东陇海铁路某火车站一群装卸工摆擂台比扛面粉，擂主从四袋起码，有不服的站出来。于是五袋、六袋、七袋，不断递加。有个大力士在双肩上摞了两个井字，把头夹在中间，颤颤悠悠地把八袋面粉扛起来了。这可是四百斤重啊！但大伙不服，说前面的人都是扛着面袋向前走了十步才放下的，这位要想放卫星，也得走十步。不料他走了十步后，便一头栽到地上吐了很多血。卫星是放上去了，他却倒下了，从此丧失了劳动力。

这件事教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再放卫星时，不能太实了。于是在某县中学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全国中学生进行“劳卫制”考核，只要几项体育项目达到一定成绩，即可发放等级证书和证章。这个学校的某个班级为了全班都通过考核，就想出了一个鲜点子，在考核六十米和百米短跑时，选了一条一头高一头低的柏油路，让学生们往下冲，结果全班都拿到了合格证书和证章，可是有两个学生跌破了头。

这件事又教会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光动嘴更保险一些。于是再打擂就比谁的调门高了。而且上这样的擂台要有经验，千万不能第一个发言，因为你一发过言，别人总要加码的。这个码越加越大，你反而成了最保守的了。据说后来在扑克牌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