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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制定的，70年代初期失去控制，这些我们现在可能都记不清了。但在1970年前，日本、墨西哥和欧洲的投资者想买美国的证券或债券并非易事，同样，美国人在这些国家购买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当固定汇率制和流动资本控制开始松动，发达国家逐渐将他们的资本市场民主化，向任何希望参与游戏的外国投资者开放，而后某些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

很快，各种产品都是可用的：墨西哥债券、黎巴嫩债券、土耳其债券、俄罗斯债券、德国债券、法国债券。你可尽情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越来越多的个体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在高水平竞争的全球互助基金里调出调进；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者也不断地在国家与公司之间来回调动资金，并希望得到较高的稳固的回报。每个基金都想击败其他对手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由于资本民主化，我们正从一个由少数几个银行家控制着少数几个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走向一个由许多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优秀债券的世界，再走向一个由某些富裕的个人或银行家控制着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而最终，来到今天这样一个由许多个人通过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控制许多国家的优秀债券的世界。

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8）

在美国，大量低价股资金在公司名称更换过程中都起了促进繁荣的作用，注意到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在该领域，那些小人物，以前从没机会在如此赚钱的场合搏一搏，现在突然可以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去碰碰运气。虽然，公司在倒手过程中使得许多公司经理被严格审查，特别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经理，这一过程也促使了美国在80年代对经济进行了结构调整，为美国比世界其他主要大国更好地进入全球化时代做好了准备。许多公司的改革都卓有成效，但其中某些却被淘汰出局。

日本国内有如此多的落后公司，以至于占去太多的资金，其主要理由是，这些公司都还没有实行民主化。日本的大银行垄断了全国资金，使一些新的暴发户筹集现金非常困难，通过采取强行吞并的方式获得资金也非易事。如果银行向公司注入资金，那么公司发生横向联系，而并不顾及其危险和竞争。于是就用让人皱眉的文化上的理由来进行强行吞并，因为那么多银行董事会和合作董事会相互之间都欠三角债。更有甚者，日本工人没有选择或控制他们的养老基金权力，他们不能将属于他们的资金调来调去，因此，要日本地方公司、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执行更高的全球标准的压力是有限的。那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总是平平淡淡，日本也就成了一个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方式面前没有效力的国家。日本的资金如此随便划拨，以至于在80年代后期产生巨大的泡沫经济，国内大批效率低下的工厂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到2000年，日本开放国内金融服务业，美国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资本获准进入日本，此种状况才开始改观。外国竞争者迫使日本银行对外贷款行为的规范化，产生的后果是，日本公司也成了更有效益的生产者。在日本，对资本使用越理性化，就会有更多的可用资本投入，也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竞争。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湖人公司，于90年代后期在日本开设“自动贷款亭”，只要你走出家门，出示你的驾驶执照或某种能辨别你身份的证件，一张由你签名的自动贷款合同书立即就出来了，一小时内你就能得到贷款。资本民主带来的效率如何？通过上述论述已经非常清楚了。

信息民主化

约翰·伯恩斯是《纽约时报》90年代后期驻新德里的首席记者，1998年夏天我去访问他时，正值世界杯足球赛鏖战之际，伯恩斯希望通过电视跟踪比赛情况。一天早晨他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我们屋顶有4个卫星天线（在新德里的家），《纽约时报》每年为此要付出数千美元，就如我们在此地经营一个卫星链接站一样。可是，让我讨厌的是，即使用这些天线我也找不到转播世界杯的印度电视频道。由于天气干扰的缘故，我还需要不时地对它进行调整，需要人断断续续对它进行调整。早饭后我就不停地向厨师阿卜杜尔·图希德抱怨，阿卜杜尔71岁了，是英军驻印度最后一任司令的擦鞋匠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在烦什么，我的电视机能收到所有频道，你所用的卫星天线在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到我的陋室瞧瞧。’他和他妻子住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小棚子里。于是我到他家里去，他妻子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我对阿卜杜尔说，‘她在干什么？她又不会讲英语。’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