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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

3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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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这最后的时光。

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