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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我把证往兜里一塞，不管少康了。少康见我走了，也不动声色地对门卫说我给你掏证，装在里兜里去了，掏着掏着就跑了。门卫追了五六步没追上，门卫说我记着你了，下次再犯我就追到你班里。看来门卫知道是本校的学生，而学校办证的目的是禁止外来人员入校，这之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整个下午，我一点头晕症状也没有，与上午相比简直像换个人似的，我心中还有沸腾的热血，还有久久埋藏的希望。同时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形象，不能得罪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半天我过的很快又很充实，不停地翻着书，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到晚上我写了很长的日记，作为对这次有病以来的总结。也多亏病在高考之前，让我知道珍惜时光，我写今天在南海禅寺发生的事，接下来又长篇累牍地慷慨激昂地写起了我的理想，睡觉之前我来到院里看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数了起来。

这个周日是母亲节，我往家里打电话说我的病好透了，我正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我妈却为我担心也害了病，但我妈却没对我说。周日的下午我们没课，我在屋里作一套数学资料，秀丽推个自行车过来说先把自行车放在这里，并给我一本《失乐园》。不久老妇人从屋里跑出来问这是谁的车子，刚才谁来了。

我说：“我一个同学过来，先把车子放在这里，一会儿再过来推，没事吧？”

“没事，我只是问问。”她笑着说。

我又开始做我的数学题，到半晚上，秀丽过来推车子，她说：“志健在外面等着我哩，走，咱们一块出去上北护城河玩吧？”

我说：“我，一下午没事，我正等着出去呢，也没谁找我玩，这本《失乐园》，我得看些日子。”

妇人从屋里出来，对秀丽笑着说：“你来了？”

秀丽忙说：“是呀，大娘，你在屋里看电视呀？”

“嗯。”她说。

我们将要走出大门时，她扒着秀丽的肩头放低声音说：“我说你长得好，没有啥意思。”我们都笑了。她扒秀丽肩头的时候，秀丽十九岁左右，上身米黄色衣服，下身蓝色牛仔裤，妇人五十多岁，一身灰衣服，她把头贴进秀丽的耳朵，秀丽仍推着自行车

。

现在离蒙的距离远了些，但我看她的目光会更随意，只要稍稍扭头即可，而她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必须全部扭身还要矫揉造作地做某些事情，常弄得她猝不及防，甚至写字的笔也要微微颤抖。由于距离，她现在敢直视我的目光，她的目光恬静而温和，在我没有看她的时候，我也能发现她什么时候在看我，现在公平多了。

有时候我们对视有一分钟左右，直到我装出恍然发现似的露出一个笑容，我们才低下了头，后来我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笑容跟鬼似的。虽然我不是像她那样有值钱的衣裳，但我也逐渐地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我每天洗七次脸，两次正规的，两次不正规的，两次普通的，一回业余的。一直到我后来病重时我不敢再看她，不敢把自己龌龊形象展示在她面前，但每当发现她在看我时，都如同接受一次神圣的洗礼。

去南海寺还愿之后，并不能消减我的痛楚，只是病症改变了方向，每天上午头痛，到下午就开始减轻，甚至全无，我到过几家诊所，吃了乱七八糟的药，症状反而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越来越重。我就让少康陪我到人民医院做一次检查，首先我们不知道挂号时挂什么科，到底是耳鼻喉科还是内科，就询问里面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最热情，先问我们：“是发热的吗？是不是从外地回来的？”

少康半开玩笑的神情说：“有点发烧，刚从广州打工回来。”

工作人员更忙了，扶了扶口罩，挪了挪椅子，说：“快，快到那屋里去。”

她们指着发热病室，我反而笑了，少康忙解释说：“我说着玩的，俺是二高学生，他学习太用功，有点用脑过度，来消费一下你们的药品，他可不能有病，今年北大清华的学生。”

我们都没理他，我问：“我有点头疼，挂什么科的号？”

有一位工作人员道：“你去挂号处问一下挂号的。”

少康又拉我来到挂号处，仿佛我没长脚似的。少康问：“头疼挂什么号？”

里面答：“你来看病，我会知道你挂什么号？你自己不知道你哪有病？还看什么看？”

我说：“挂头疼科的，是吧！”

里面没人理我，最后我决定挂内科的号，到二楼找到内科的一位女医生，屋里没有其他人，她先让我与少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