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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