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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爸当时脸都白了，忙说那厢房里住不得人，漏雨！

然而这户“小市民”还不甘心，没事儿就派他们家的孩子向这里探头探脑，眼睛专往西厢房里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我爸原本敏感的神经，死活认定别人知道了我们家西厢房里的秘密。于是刚刚“开放的国门”，又被紧紧地关闭上了。

他家也有个小三儿，年龄比我略小。别看人家生活困难，穿得破、吃的糙，个顶个长得虎头虎脑。尤其是这个小三儿，胖乎乎的，所以起小名叫“三墩儿”。可没多久他的这个小名就被胡同里的坏包儿们给改了，把“三墩儿”叫成“三嘚儿”。

其“儿”者，老北京土语中小男孩之生殖器专指也。于是这“三嘚儿”、“三嘚儿”的，在胡同里不论男女老少就都叫开了，傻小子不明事理，人云亦云，其乐融融。

这三嘚儿看上去有些个缺心眼儿，玩打仗的时候你当司令他就非当你的兵，冲锋陷阵回回是他，被人塞了一脖子的沙土也在所不辞，只是每天的日落之前，总能听到“三嘚儿”呜呜的哭声和他妈扯着嗓子的叫骂。

据说刚上学的时候，他什么作业都不会写，因此老是“挨留”。有一次老师问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这三嘚儿想了想，小脸憋得通红，嗫嚅地说：“我只会写我的小名儿。”于是，他居然在纸上画了三个撒尿的小###儿。老师这时候刚好正在喝水，“扑哧”的一下子喷了一地满桌子，然后是剧烈地咳嗽，就差把肺头给咳出来了。

您瞧三嘚儿多有两下子，头一个礼拜上学就好悬没把他们班的老师给“呛死”。

我对三嘚儿的记忆，并不光是他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儿，对他有比玲妹还光彩的印象。

六十年代的后期，我们家也搬走了，搬进了机关宿舍楼。没过多久，我姐就“军垦”去了东北，送走我姐后，我爸昧着良心当了一回“先进家长”的代表，到当年我姐毕业的那所学校去“作报告”，其实是给那些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就这么被送往北大荒的家长们做“说客”。

在组织的“关怀和鼓励”下，我爸一时的就慷慨激昂、忘乎所以了，就唾沫星子乱迸、眉飞色舞了，就拿出了当年他参军时的热情澎湃。结果是越讲越激动，越说越离谱，差一点就让台下久违了的“街坊四邻”们给哄下去，要不是军代表拍了桌子，还真就不好收场了。

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爸显得无精打采，灰头土脸的，旧时的街坊们各个侧目而过，甚至连个寒暄都没有。这时候，唯独三嘚儿和他妈走了过来，这个以前我们很少搭理的“小市民”，依旧是那样的热情过度，那样的礼多不怪。

三嘚儿他妈拉着我爸的手，真诚地说：“他叔呀，听了您的报告后我们才知道，独门独院的，敢情你们家里也是那么困难，这可真不容易。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理解您。得嘞，我这儿有五斤粮票，您先拿着用去！”

她的儿子三　儿则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小明子啊，那楼房你们要是住不习惯就搬回来吧，咱们还在一条胡同儿里当街坊，你还当司令怎么样？”

那一回我爸彻底地没了“面子”，方才承认三嘚儿家当时的确是没地方住，才舍着脸来求我们，并不是惦记西厢房里的那些破烂玩意儿……

这就是我挥之不去的“胡同情节”。说实在的，我在胡同里遇到的故事太多了，一一忆来自然是不大可能。但无论怎样，哪怕是一盘朴素的炒白菜或一首隔世的老歌，甚至是一个恶俗的绰号儿，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而这往事大多是在胡同里发生的。

我思念我曾经居住过，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的那条老胡同。并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期待着能有人对那些正一步步地走向破败、即将消失了的胡同（或者说是“胡同文化”）做一点临终关怀。

“文革”伊始

1966年在我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上席卷了一场风暴。

我的印象中，人们是没完没了地###，没完没了地游行。我当然不明白“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怎么个意思，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新规定的什么节日，不承想这个“节日”竟延续了十年。有人说是“十年一梦”，这梦魇对我和我们家，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充满了抑郁和焦虑。

取消了“全民少先队”之后，孩子们开始分期分批地争当红小兵，作为红旗一角的红领巾被一个菱形的臂章代替。我所在的小学一会儿停课，叫“停课闹革命”。而后又复课，称“复课闹革命”。总之，没有了以往那“一只乌鸦口渴了”的朗朗